卵巢的促超排卵及其监测
体外受精与胚胎移植术(IVF–ET)的妊娠成功有二项基本要素，一是有适当数量的高质量的胚胎可供移植，二是具有与胚胎发育同步的允许种植的子宫内膜。要培养出适当数量高质量的胚胎与获取高质量的适量数目的卵母细胞有关，获取适当数量的高质量成熟卵母细胞，要通过控制性超排卵(COH)技术来实现。在IVP–ET中控制约l0–15个卵泡同时生长发育，目的能回收约10个成熟卵子较为理想。
(一)促超排卵方案的变迁
1978年英国Steptoe和Edwards通过在自然周期经腹腔镜取得单个卵母细胞行IVF成功地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但由于通常每次只能得到一个成熟卵母细胞，妊娠率低，不久便被控制性超排卵取代，1980年Wood在澳大利亚采用人类绝经期促性腺激素(HMG)联合人类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诱导排卵，从此，广泛地采用控制性超排卵进行体外受精。
尽管应用了控制性超排卵，使一个周期可以同时有数个卵泡发育成熟，获取多个卵母细胞行体外受精，并移植数个胚胎于子宫腔内，妊娠率也得到改善，但胚胎种植率和妊娠率一直维持在低水平。在1984年全球IVF会议总结当时的IVF临床妊娠率为11％，而HMC–HCG方案的临床妊娠率为17％，结果仍然不尽人意，因此，人们开始分析总结C0H方案中的药物及用药后卵巢的反应性对卵母细胞及子宫内膜容受性的影响。
1986年Gidley–Baird及Festart同时分别报道早期应用的控制性超排卵方案氯米芬(CC)／HMG／HCG，虽有多量卵泡生长，但患者卵母细胞的受精率及临床妊娠率均不高，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氯米芬(CC)，氯米芬与雌激素(E2)受体结合而发挥作用，氯米芬兼有雌激素和抗雌激素的作用，在发挥作用的同时，因其存在抗雌激素的作用，亦有不利的影响作用：研究证明人卵母细胞有雌激素受体，雌激素可能通过旁分泌及自分泌作用参与了卵泡和卵母细胞的发育、成熟，在进行IVF治疗患者中，卵泡液中雌激素／雄激素比值与妊娠存在一定的相关性。E2水平与卵母细胞透明带的厚度存在负相关，而透明带增厚是卵母细胞受精失败的原因之一。氯米芬的抗雌激素作用可能影响卵母细胞的质量，引起受精率的下降。子宫内膜上皮细胞中存在E2受体是早已公认的，氯米芬的抗雌激素作用可影响子宫内膜的生长，引起子宫内膜容受性下降。
同时人们也注意到CC–HMC–HCG及HMG–HCG方案中，由于多个卵泡同时发育，雌二醇水平与自然周期相比迅速增高，约有20％病人在注射HCG之前，即诱发过早内源性LH峰，从而导致卵泡和卵母细胞过早黄素化。Masui等认为LH峰可促使卵丘颗粒细胞扩散，与卵母细胞之间的紧密联系松解，解除了卵母细胞成熟抑制因子(0MI)和黄素化抑制因子(LI)等减数分裂抑制物对卵母细胞的影响，诱导了卵母细胞的核成熟。卵泡期若过早出现LH分泌过多，将导致卵母细胞过早恢复减数分裂，可能获取过熟的卵母细胞。控制性超排卵中LH、E2水平的变化引起人们的关注，同时不断对C0H方案进行改善。
(二)GnRH激动剂在IVF中的应用
为了控制早发的LH峰从而避免卵泡及其中的卵母细胞发生过早黄素化，学者们在COH方案中引入了垂体降调节的概念。1984年Porter首先报道，在体外受精的控制性超排卵周期中，应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GnRH–a)如Buserelin获得较高妊娠率。随后Neveu、Kathleen等相继报道了在体外受精周期中应用GnRHa–HMC–hCG方案进行控制性超排卵，90年代以后逐渐应用卵泡刺激素(FSH)包括尿提取FSH(u–FSH)、尿提取高纯度FSH(u–FSH HP)、基因重组FSH(r–hFSH)，分别代替或与HMG合用。20世纪8O年代后期及90年代，CCHMC–hCG逐渐少用于IVF–ET，现已基本不用，由GnRHa–FSH／HMG–hCG方案取代。
Michael等学者根据GnRH激动剂在IVF–ET的应用情况，将控制性超排卵方案分为长方案(黄体期开始的长方案及卵泡期开始的长方案)、短方案、超短方案及超长方案；无降调节的超排卵方案，使用GnRH拮抗剂的超排卵方案。(详见第六章诱发排卵和超排卵技术)。
